有些甲蟲與兵蟻同住，牠們除了形狀相似，還會分泌氣味混淆宿主，也就是身為掠食者的螞蟻。在 1960年代，科學家對這種與虎同行的喜蟻動物（myrmecophiles）以及與白蟻同住的喜白蟻動物（termitophiles）並不熟悉，標本也很稀少。非洲是個生物寶庫，少數僅有的標本都來自那塊大陸，因此想研究這種甲蟲的昆蟲學家（entomologist）自然會設法前往該地工作。 六０年代也是非洲覺醒，脫離殖民掌控爭取獨立的年代。作者夫婦都是昆蟲學家，在剛果進行研究時忽然風雲變色，身陷革命風潮。兩人勉強逃到機場，卻發現各國紛紛派出專機接走自己的子民，機場上卻獨缺美國的飛機。他倆設法擠進他國的候補名單，可是在這個混亂的局勢當中，就算能列在名單最末端，也不保證有飛機可上，更難以保住幾個月辛苦搜集來的成果。最後奇蹟似的，美國飛機出現了。短短幾分鐘，他們從“不屬於任何人的名單”跳升到“美國名單”的第一位。 沒過多久，他倆就坐在維多利亞湖畔，啜吸著清涼的飲料，看個隔湖對岸的戰火蔓延，擔心曾為自己工作的剛果同事的安危，而身邊堆放的箱子內裝著辛苦蒐集的標本，其中包含尚未辨識出的新品種。聽到這裡，讀者終於鬆了一口氣。 作者從1960年到1973年，為了研究五次進出非洲。有時候與當地的莊園主人一起出遊，享受由荷槍侍衛保護、十來位隨從招待的悠閒旅程，有時候坐著隨時會故障的吉普車，顛簸三四天前往渺緲無人煙的地區尋找甲蟲。某天在樹下吃晚餐時，一條黑色曼巴--非洲最毒的蛇--就掛在幾公尺高的樹枝上休息，雙方互不干擾。 在這些行程中，作者有時候與先生一起行動，有時頂著大肚子，後來讀小學的孩子也一起幫忙，她則帶著課本在工作之餘負責教學，以免孩子跟不上學校進度。她曾經被螞蟻爬滿身，情急之下脫光光，由非洲友人幫忙拔除全身的螞蟻。她也不止一次碰到非洲動亂，在槍桿下匆匆逃命。至於日曬雨淋，擦傷破皮，更是家常便飯。 作者以她風趣的筆調敘述這個辛苦的工作，以及與家人融洽的生活。在非洲的背景襯托下，讀者不但能與她分享發現新品種的樂趣，也跟她一起緊張，一起歡笑。這是本值得一看的傳記，充滿了幽默與人性。看完之後，誰還會認為科學家都是冷冰冰的呢！
1925年阿拉斯加諾姆小鎮暴發白喉疫情。小鎮只有一位醫師一位護士。孩子紛紛病倒，命在旦夕，原住民的狀況更糟，而那些沒得過白喉也未注射過疫苗的成年人更如驚弓之鳥，不但擔心自己染病，還得擔心傳給家人。白喉疫苗在1923年才開始上市，這時代大多數的人都沒接種過疫苗。一旦染病，唯一有效的藥物是1890s發明的白喉抗毒素（血清）。抗毒素能抑制由細菌釋放到患者體內的毒素，拯救生命，但無法殺死白喉病菌。不幸的是，諾姆小鎮的血清不但存量不足，而且已經過期（原本冰封前該運進來的血清沒到貨）。 這時已經進入冬季，海港冰封（諾姆的緯度比抓螃蟹的白令海還偏北），要半年後才有可能復航，而肆虐的暴風雪讓各路交通變得困難重重。當時的飛機引擎不像今日那麼精密，容易故障，油料在冬天也會凍結。鄰近地區只有在 Fairbanks 有兩架拆解掉準備過冬的飛機，開放式的架駛艙沒有保暖設備。如果想以空運將抗毒素血清運進去，駕駛員將面臨失溫凍斃，或因油料凍結或機械故障而墜機的風險。他必須在半路上降落加油，但在阿拉斯加那片荒原要找到有油料供應又適合飛機起降的地點很難。就算找得到，天氣一變就可能導致墜機或迷航。靠目視飛行也受限於冬季短暫的白天，以及對地形地標的了解，夜航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諾姆小鎮沒有火車，沒有讓汽車通行的道路，唯一有效的運輸方式就是狗橇。在全國搜尋之後終於找到存放在遙遠的安哥拉治 Alaska Railroad Hospital 的 30萬單位血清，但必須以火車運到鐵路終點 Nenana，再由狗橇運往諾姆。最後這段674英里的路程一點都不輕鬆。狗隊必須用接力方式飛奔，不能摔破裝血清的玻璃瓶，也不能讓藥物度凍結。一旦結冰，血清就失效，而當地氣溫都在零下幾十度徘徊呢！ 這時候有好幾個方案在評估。一，駕飛機闖關。如果能成功，空運是最快的方式，可以減少病死人數，但風險很大。二，以船艦將藥品運到離諾姆港最近的海冰上，再以狗橇接力將藥品載回來。但當年海冰凍結範圍很廣，駕橇者必須穿越廣大冰面，而海冰是最詭譎難測的，連老手都有可能迷途失蹤，這趟旅程比駕飛機還危險。最後的方案就是以狗隊接力運輸了。 看到這裡，讀者會懷疑，為何不三管其下，看看那一路最先成功？答案很殘酷：因為當時抗毒素血清缺貨，除了安哥拉治那份（根本不夠用），剩下唯一調得到的，還要好幾天才運得到。如果選擇的方式失敗了，不是再派一隊就可以解決，諾姆居民將面臨無藥可用的窘境！ 這本《最殘酷的里程》講的就是這個運送白喉血清救人的故事。除了故事本身，作者還介紹了諾姆的發展歷史，北極的氣候與環境，狗隊的運作方式，以及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當地引發的衝擊。為了紀念這次壯舉，每年冬季阿拉斯加都會舉辦一場“Serum Run”狗橇比賽，由 Nenana 前往諾姆，768英里。雖然路線與1925年不同，但氣候與還是同樣惡劣。想了解的網友可以參考Norman Vaughan Serum 25 Run這個網站。
一個在遙遠海地島咳嗽的小孩，可能將病菌傳給協助看診的義工，染病的義工返家休假時將病菌帶回小鎮，傳給他的鄰居，再經過一連串感染，你在台北街頭逛街時擦身而過的老外對你咳了幾聲……。這種看似不可能的事，由於交通發達而變得可能。想想SARS流行期間，住澎湖的病人怎麼會想到，取了他一命的病原竟然是從大路經香港再跑上飛機，由台北傳到高雄，最後再渡海來澎湖的。 雖然SARS看似可怕，但全球死亡率不超過一千人，而光是2005年就有一百六十萬人死於肺結核（TB），至於因結核病而無法工作的損失，和治療所需費用，更是任何國家的沉重負擔。號稱世紀黑死病的愛滋病（AIDS），如果沒有血液或體液的接觸，就不會傳給你，但是只要開放性肺結核患者在附近咳嗽，結核菌就可能透過空氣進入你的身體，讓你生病。現在已經出現因為坐飛機時受到同機旅客傳染，而多人發病的記錄。拜交通所賜，非洲不再是非州，它已經變成你家的後院，流行病盛行的第三世界貧窮國家，也早就成為你的鄰居了。 知道這些因果關係之後，讀者就能了解為何美國的法默醫生（Paul Farmer），會把心血投入貧窮的海地，或蘇俄在西伯利亞的監獄，或者秘魯、古巴等國家。因為他知道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不是孤立的。一個病人如果傳給九個人，治療費用就會暴增十倍。如果因為亂吃藥或過早停藥產生抗藥性（經常發生在貧窮國家，因為無力負擔全額治療費用），就必須花費數十倍的金錢買更貴但更有副作用的藥來控制它。一個有抗藥性的開放性肺結核患者可能要消耗掉原本能治療幾十位病患的財力，來避免他散播疾病，可是若不花這筆錢，只要他將病菌傳給另外九個人，你就有十個棘手案例，費用暴增幾百倍。而任何一位病患都有可能透過人與人的接觸，讓美國，或其他國家，暴發流行。更麻煩的是，如果結核菌對第二或第三線藥也產生抗藥性了，人類可能將面臨一場浩劫。 “Beyond mountains, there are mountains”是來自海地的諺語，「越過這山，還有他山」，意思是「在眼前這個問題背後，還藏著一連串的問題」。法默醫生在治療肺結核患者時發現，許多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比方說：因為沒有錢，所以買不起足夠的藥，所以中斷治療，所以產生抗藥性，所以買不起更貴的第二線用藥，所以放棄治療，在病死前將病傳給一家老小，造成更多染有抗藥性病菌的患者。除了這個連鎖反應外，還有另一條災難鍊：因為沒有錢，所以買不起足夠的食物，所以營養不良缺乏抵抗力，導致難纏的併發症，所以需要同時治療其他病症，可是沒有錢，所以放棄治療，在病死前繼續散佈病菌。還有一種狀況：同時染有數種傳染病如愛滋、瘧疾等等，光治療肺結核是不夠的。另外，貧窮也逼迫病人帶病工作，無法按時回診或依醫囑休息。 這本書除了介紹法默醫生在各地的努力之外，也提出許多需要同時解決的問題。就像上述的連鎖反應，光拿藥物給一個快餓死的肺結核患者是無濟於事的。肺結核患者需要六至十八個月才能根治，未完成療程就放棄，只會養成更多帶有抗藥性病菌的患者。對大部分國民都買不起藥物的國家，就算提供醫療設備也無法控制肺結核。就算有貴人捐錢，對抗藥性病菌盛行的監獄或某些特定地區（通常也是擁擠的貧民窟），只拿便宜的第一線用藥來塘塞，根本無濟於事，可是如果把不足的經費撥去購買二三線用藥，就只能治療少數人，那些得不到治療的多數病人仍會繼續傳播病菌。 肺結核是個全球危機，可是雖然一年死亡那麼多人，大家的眼光仍然擺在SARS或禽流感那種誇張的疫情身上，很少有人會注意這個在暗地裡攻城掠地的殺手。《愛無國界：法默醫師的傳奇故事》是本好書，也是個沉重的呼籲。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能對這個話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且得到正確的知識。至於有沒有能力為這個問題貢獻心力，就得看個人機運了。
延伸閱讀：
在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前，想從大西洋前往太平洋，不是穿越瀰漫瘴氣、疾病橫行的中美洲陸路，就是繞行南美洲詭譎的合恩角。不論那種方式，都很耗時且風險極高。因此開通一條能讓大船穿越的運河，就成為掌控美洲經濟發展甚至左右政治的關鍵。 法國最先行動，但進行一半之後失敗。美國靠著政治干預搶下這項工程（與該地的控制權），但在進行之前還必須面對一個可怕的敵人：黃熱病。當時不知道黃熱病如何傳染，但許多人染病之後全身發黃，最後高燒吐血身亡。黃熱病與其他熱帶地區的疾病造成勞工高死亡率，再加上悽慘死相引發的恐慌，就算以高薪也難以招足工人。 還有一項天敵：雨季。只要一場暴雨，兩邊山壁就產生土石流，掩埋掉好幾天甚至好幾週開挖的成果。潮濕也讓器械鏽蝕損壞，悶熱與高濕度更讓工人的體能表現降低。 從探勘運河路線，到招募資金，爭取地主國同意，進口原物料並搬到施工點，實際開挖，根除疾病，克服天災，其間經過多次危機，也犧牲許多人命。想了解百多年前人類如何克服重重困難，打造一條至今人運作良好的運河，看這本書就對了。
罹患腦癌的凱莉，是個成熟懂事的八歲小女孩。她接受手術與化療，忍受一切痛苦，卻仍舊無法抵擋病魔。隨著文字，我們感到癌症的威脅，治療中的痛苦，等待化驗結果的焦慮，治療後的希望，以及復發帶來的絕望。但絕望並未打倒她們。我們聽到她的家人給予她全心支持，讓她在過世前的日子充滿了愛與歡笑。當病況轉壞後，母親跟女兒談論死亡，凱莉不但能理解，也勇敢面對一切。 這是一本充滿愛與親情的故事。雖然基督教的信仰貫穿其中，但每一行每一段，都是以母親的血淚寫成。如果你曾經與死亡有過接觸，或擦身而過的經驗，更能感受到裡面滿載的情緒。雖然死亡不可避免，但凱莉的生命並不空虛，作者已經告訴我們，如何掌握活在當下的秘密。
要怎麼做出一艘不會沉的船？很簡單，拿不會沉的東西來做就對了。那麼軟木塞可以嗎？可以。這麼決定之後 John Pollack 開始收集酒瓶的軟木塞，準備打造一艘軟木塞船，從斗羅河（Douro River）航向大海。他的心中浮現這個畫面：幾位朋友悠閒地坐在船上，與他喝著酒，吃著點心，邊聊天邊賞景，讓河水將他們帶往目的地。 John Pollack 開工時沒想到為了支撐船員的體重，他需要十幾萬個軟木塞才夠用，但現在常用的軟木塞瓶蓋是以碎軟木黏成的，浮不起來，必須尋找以整塊軟木做成的酒瓶塞才行。接著他發現即使有義工與朋友幫忙，再加上各酒館與宴客場所的成果，仍然要好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收到足夠數量，他還需要廉價的儲存場所。等他終於克服萬難找到贊助廠商之後，才發現要把一顆顆滾動的酒瓶塞做成船隻，還需要一個寬廣的工作地方，一套可行的組裝方式，額外的材料，以及許多義工。 在流盡汗水，手磨破皮，睡眠不足，肌肉拉傷之後，一群義工終於把 165,321 個軟木塞組裝好，試航成功，拆成小件，從美國運到地球另一端的葡萄牙，重新組裝，下了水……河水竟然不流動！ 原來這條河下游設有多重閘門（航運所需），所以整條河幾乎是靜止的。加上這個季節的風向是從海面吹往內陸，就算張帆也無濟於事。怎麼辦？他與同船的幾位朋友二話不說，拿起槳就開始划，目標是897公里遠的出海口。 這是個有趣的故事。從下決定的那天開始，John Pollack 就不斷遭遇困難，可是他以無比的毅力破關斬將，終於達成心願。而他風趣的文筆，也讓整本書輕快易讀。
2009/01/08 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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